（一）
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有一个重“博雅”的传统。2009年，文学院的几位领导牵头编了一本教材《经典名著导读》，这个导读课是对大一新生开设的，十多位教授博士共同参与，旨在将新生引向经典的精读，为以后的主干课程打下基础。这不仅仅是开设一门导读课，导读一二种著作，而是要将精读精神贯穿于所有核心课程。从《诗经》《楚辞》到李白、杜甫，从《左传》《史记》《说文解字》到韩愈、苏轼，从鲁迅、闻一多到徐复观、金庸、莫言，重视专门的原典精读环节。导读课程的目标，不在于快速覆盖大量文本，而在于“打开格局”“慢下来”“深进去”，贯穿大学生活。它要求学生逐字逐句地剖析文本的语言、结构、意象、韵律，在反复咀嚼中感受汉语的独特魅力与无限表现力。教师的作用，不是提供标准答案，而是作为引导者，通过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激发学生发现文本内在的张力、缝隙与复调，训练其细读、分析与论证的能力。例如，解读杜甫的诗，不仅要理解其沉郁顿挫的风格，更要引导学生分析其意象如何组织、律法如何精严、个人情感如何与家国命运交织，从而将一部作品读透、读厚，再读薄，成为训练思维方法的绝佳样本。通过这样扎实的文本解读训练，学生获得的才不是浮泛的文学史常识，而是能够受用终身的深度阅读与批判性思考能力。
（二）
在文学院工作期间，我为本科生讲授《经典名著导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心雕龙研究》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名著讲读》《现代新儒家美学思想研究》等课程，不管是本科生课程还是研究生课程，我极为重视中国语言文学的“贯通”性，引导学生树立“大中文”的理念。中国语言文学本身是文学、语言学与文献学的复合体，其内部子学科之间，以及与人文学科其他领域之间，往往交融互渗，对此若没有准确的认知，一个中文系学生可能对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津津乐道，却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不甚了了；可能熟练分析“五四”小说的叙事技巧，却对同一时期的思想史巨变缺乏宏观把握。这种知识的割裂，极大地限制了对研究对象的立体化理解。“大中文”理念强调打破学科藩篱，实现“文史哲”乃至更广泛领域的融会贯通。例如，讲解《文心雕龙》，就涉及中国思想学术儒释道各家的综合；讲解“唐宋变革期的文学与思想”专题，融合历史学者对制度变迁的解读、哲学学者对理学兴起的分析、以及文学学者对诗词文赋嬗变的阐释，以此打通文史哲艺各自语域。而《现代新儒家美学思想研究》等课程，本身就跨越史学、哲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内容。一个优秀的中文系学子，应当具备基本的中西方哲学史知识，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懂得欣赏书画、音乐的基本门道，并能运用社会学等多种视角观察文学现象。只有这样，当他面对屈原的《离骚》时，才能不仅感受到其辞藻的瑰丽，更能理解其背后战国士人的政治理想与命运悲剧；当他研读鲁迅时，才能不仅分析其小说的讽刺艺术，更能把握其作为思想家对于国民性批判的深刻与绝望。这种融通的视野，将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从“电线杆”变为“金字塔”，根基深厚，视野开阔。
（三）
我教学生极为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精神与实践品格。文科教育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对现实世界的洞察与关怀上。首先，强调“活”的语文教育。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当代语文教育生态保持高度敏感。中文专业课程应结合网络新媒体、文案制作、影视评论、新闻时论等各类当代文本的分析，不能以古释古，要引导学生思考中国语文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新变与活力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二是强化写作与口头表达训练。写作不应仅限于写作课与学术论文，也要贯穿到一系列专业课程。《中国文学批评史》及《文心雕龙研究》中具有语文教育与写作的重要意义，可以将当代语文教育的内容加以渗透。其次，推动“基于实践的学习”。我为研究生开设《长江文化与文学》等选修课，极为重视地域文化中蕴涵的社会现实与实践内容，例如，带领学生走进社会，采访地方名人，记录口头文学，这不仅是文献搜集工作，更是生动的民俗学与地方文化课，让学生切身感受到文学与文化在民间的鲜活形态。这类社会实践，能够将课堂所学的理论、方法与真实世界的问题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团队协作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其所学真正“活”起来。
（四）
培养学生的现实精神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时代意识。我们身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也处于一个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时代。“新时代”的精神落实到中文研究与教学，就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努力建设中国文化的新格局、大格局。对新媒体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视若无睹，而应主动拥抱，将数字工具作为拓展研究与教学维度的利器。十多年来，我努力探索将“大中文”的理念引入“数字人文”的基础知识与方法中，向学生介绍如何利用一些重要数据库进行高效的文献检索与计量分析，如何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绘制文学家的行迹图或文学作品的地理分布图，如何利用文本挖掘与技术分析，探求某位作家或某个时期作品的词汇偏好与主题演变。例如，通过对中国文论文献进行大数据分析，可以直观地展示“志”“情”“心”“意”等关键词在不同时期理论家文献中的频率变化，为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证据和视角。这并非要用技术取代传统的文献研究，而是为其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辅助和补充。数字人文的训练，旨在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使其能够运用新的工具提出新问题、探索新领域，从而在方法论层面实现创新。这对于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增强其在未来就业市场（如文化创意、数据分析、数字出版等领域）的竞争力，都大有裨益。
总之，“博雅通识大中文”的理念，是指导我多年专业研究与教学的一条主线，它要求我努力从知识的单向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与协作者；对学生成绩的评价也从单一的试卷分数，转向包含小论文、报告、创作、实践成果在内的多元评估；知训体系打破专业内部壁垒，充分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容纳并促成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充足的跨学科的学习资料，强化方法的指导。这个教育理念的最终目标，是培养新一代的中文人：他们既能沉潜于《诗经》《楚辞》的幽微之境，与古圣先贤精神相往来；也能立足于纷繁复杂的当下，以清醒的头脑和犀利的笔锋洞察世事；他们既有扎实的专业根基，又有广博的知识视野；既怀有对母语与文化的深厚温情与敬意，又具备开放的胸襟与批判的精神，他们不仅是中国语言文学的继承者，更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者与发展者，也是人类先进文化的吸纳者与创新者。希望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在此方向共同努力，努力使中国语言文学这一古老而伟大的学科，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真正实现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崇高使命。
（备注：摘自《银龄丹心续华章》离退休教职工教育主题征文集，作者：王守雪）
